消失的90后CEO与赌场资本主义年代

1991年，德国社会学家达伦多夫在他的《现代社会冲突》里曾用过“赌场资本主义”一次来形容20世纪90年代美国金融、互联网产业泡沫期的状态。他说，年轻人的角色楷模是这10年里卓有成就的大人物，而且认为这些大人物的名字不可能像米尔肯、马克斯韦尔一样，既迅速光芒四射，又迅速化为灰烬。达伦多夫提到的米尔肯是美国曾经的“垃圾债券大王”，他在证券市场翻云覆雨，最终于1990年被判处十年监禁，赔偿和罚款11亿美元。

你看，米尔肯多像今天的孙宇晨、戴威们啊，只是他们没有锒铛入狱而已。今天我们的角色楷模当然包括孙宇晨、戴威这些年轻创业者。这些创业者如同米尔肯一样，像极了赌徒。只不过，他们中的一些人是主动参与牌桌的博弈，而有些人在创业路上被资本裹挟，一点点杀红眼，变成了赌徒。

昨天，师傅把一篇名为《消失的90后CEO》的稿子扔给了我，作者“真心编辑部”提到了这样一段话：我当时所在的杂志《财经天下》周刊以“生于1990s”为主题，采访了13位90后CEO，与他们进行了非常自由而深刻的交谈。这篇文章梳理道，马佳佳、余佳文这批创业者都已经悄无声息，“这些年轻人们曾经激起的浪花，很快地消失在时代的波澜壮阔中”。

我仔细梳理了一下当年这批网红年轻创业者现状，发现其中大多数公司已经倒闭，其中运气好的创业者则是在公司倒闭后继续求学、毕业工作，有些在谷歌深造。马佳佳除了“情趣”的标签外，此后不管是做社区、做杂志，都一次又一次失败。顺便透支自己的标签。余佳文的超级课程表你也看不到太多功能到生态的进化，产品似乎就这样凝固在了3年前。里面还有几个没提到的创业者，比如说当时和马佳佳、余佳文齐名的郭列，以及湖畔大学的90后创业者孙宇晨。

生于1989年的郭列严格说其实不算90后，他的似乎情况不错。在2014年脸萌走红后，他在2016年又继续炮制了一款名为FaceU的图聊软件，这款产品在今年年初被今日头条以19亿收购，郭列实现财富自由。不过，郭列在18年继续创业的轻颜APP似乎算不得成功，这款产品似乎并没有逃脱脸萌和FaceU的怪圈。产品形态依旧很初级，从目前看似乎也很难找到变现模式，甚至轻颜的在网络上的PR稿也大多是在消耗郭列以往的成绩。甚至可以说，郭列从2014年的脸萌，到2016年的FaceU，再到2018年的轻颜相机，其实都是在“吃老本”，始终没有寻找到突破口，4年下来，他的产品始终都没有实现质的突破.名震币圈的波场创始人孙宇晨则是争议缠身，多次被质疑是在圈钱。事实上，波场给人的印象也就是如此——这哪里是波场，而是赌场。一批生于90年代的创业者，似乎都并不能尽如人意。媒体把他们捧的太高，可至少从目前来看，他们都还只是年轻人。

《消失的90后CEO》这篇文章瞬间让我想起了卢泓言在今年年初写的一篇文章，《一个记者对一个亡者的交代》。当时卢泓言反思自己在2006年在《中国企业家》时曾经炮制了一组名为《生于80年代》的报道，这组报道捧红了毛侃侃、戴志康、李想、高燃。但同样因为外力“把他们（当时的几个80后年轻企业家）推进了波浪滔天的海洋”。

卢泓言甚至认为，他当年的行为和毛侃侃的死亡存在间接联系。因为当时戴志康的投资人周鸿祎警告他，这几个二十出头年轻人根基未稳，还不是足够强，需要坐冷板凳苦练内功的时候，却被媒体贴上标签扮成偶像接受膜拜，他们的心理和实力承受不了那个光环和压力，捧之即是杀之。而他入行才两年，并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他感慨：媒体是照明灯，也是杀人器。最诡谲之处在于，恰恰是当媒体表面上为人照明的时候，本质上，暗地里，却是杀人于无形。

我不知道《财经天下》的“生于1990s”是不是参考过卢泓言做记者时那组名为《生于80年代》的报道。总之令人唏嘘的是，当年《生于80年代》里那批企业家的确是严格意义上中国第一批“极客”，并不像年轻时的卢泓言所预料的一样，他们如比尔·盖茨、乔布斯、迈克·戴尔、拉里·埃利森、杨致远、Google的双星佩奇和布林一样成为互联网领军人物。

我们虽然不能否认戴志康、李想、高燃在今天的互联网行业依然属于佼佼者，但他们和同龄的“蛰伏者”——王兴、张一鸣这些造就互联网巨头的80后领头羊相比，还是差了那么一截。2006年，王兴、张一鸣在干什么？王兴的校内网因为融资失败，被迫以200万美元的价格卖给陈一舟。张一鸣则是进入旅游搜索网站酷讯。作为酷讯的第一个工程师，全面负责酷讯的搜索研发。那么问题来了，王兴、张一鸣为什么没能在2006年成为《中国企业家》的那组封面人物？当时王兴、张一鸣作为失败者，在媒体眼中又是何种形象？

1988年出生的Zealer创始人王自如之前在一次接受媒体采访时提到过这样一个感悟：没有优秀的年轻人，只有年轻人。当时王自如问一位IBM的前辈，“在你职业生涯中，有哪一个年轻人让你印象特别深刻，他身上有什么特质？”另他惊讶的是，这位前辈说，“没有。年轻人都会犯年轻人的错误，无论他觉得自己再厉害，可能他在某一个地方非常强，但是他一定会犯年轻人的错误。”

王自如在几次创业挫折后才意识到，一个性格越鲜明，越明显的年轻人，是不可能在早期，像他曾经以为的那样（可以缩短成长路径取得职业高度），年轻人就是年轻人。可惜的是，媒体从来不会在乎这个问题。媒体只会在年轻创业者崭露头角时揠苗助长，又会在他们焦头烂额时火上浇油。人类的本质真的就是复读机。历史给人的唯一教训就是。人们从未在历史中吸取过任何教训。

2006年，媒体会炮制《生于80年代》的系列报道把一批年轻创业者造神。2014年，媒体还会继续以“生于1990s”为主题继续造神。我甚至可以百分百预料到，6年后的2024年，一批00后创业者粉墨登场之后，一批媒体还是会继续以《生于00年代》为题继续追捧那些20岁出头的创业者，煽动赌徒心态。

创业者如此，公司甚至职场人一个人何尝不是如此。功利主义甚至不只是媒体的心态，不只是创业者的心态， 投机主义的豪赌俨然已经成了某种社会集体心态。罗振宇、李笑来的成功学方法论，某种意义上就是在迎合这种社会心态。达伦多夫在《现代社会冲突》那段关于“赌场资本主义”的话，拿来形容我们今天的互联网行业以及年轻人工作状态、心理状态似乎也毫不为过。

这段话几乎每一个字都可以映照当下：清晨很早，他们已经在城市快速列车上阅读每天的经济报纸。晚上，他们带着一个装满分析材料的文件箱回家。年轻的男人们和女人们期望在高等学校毕业一年后就能拿到和教授一样高的薪金，在几乎不到两年之后，就能有高于教授一倍的薪金。有时候他们也搞一些其他的事情，他们对待网球或慢跑运动的严肃态度并不亚于对待工作。他们相信自己的所作所为，并且准备如同为他人投资那样来为自己投资。如果有更好的机会，他们就跳槽到其他公司，犹如他们经常一起合并企业和拆分企业、采用新的公司名称并且让旧的公司名称消失一样……他们首先想赚数百方的钱……他们在寻求成就，而金钱是衡量成就的唯一尺度……虽然他们当中并非所有人到35岁时每年都可挣100万……他们在其生命的某一时刻，不得不预期在飞黄腾达道路上会减缓行进速度，并过渡到慢慢走下坡……对这些癖好者来说，走下坡路是难以忍受的，生命就像是一辆没有制动器的车子……

马佳佳、余佳文、孙宇晨们，恐怕就是如此，虽然不知道他们现在到底是不是在走下坡路，亦或是在坡底寻找到下一个巅峰。可以确定的是，至少他们曾经就是没有制动器的车子，驶在资本大道上，加速进入下坡路，电光火石间照亮了一个时代的疯狂。